国企老总担心国资流失船机污染物排放国标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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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上海将国企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国资委针对三类企业制定了不同的考核要求。陈建安说,实际上,在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国企中,还“藏”着一部分竞争性的版块,这些版块应当剥离出来,“还是回到竞争中去,鼓励混合制,并且逐步退出国资。”

  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在回应代表提问时说,上海现有各类产业基金700多个,资金规模600多亿元,“不差钱”。但是,国企寻找的投资人,并不是单纯的“财务投资者”,“我们希望找到战略投资者,能带来协同效应的,不是一般财务投资人。”

  陈建安表示,民营资本在与国企合并后,股权比例不能太低,“只占一点点股比,起不到参与经营,提高效率的根本作用。”他认为,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国资占股最多不应超过20%,“股权应该高度分散,国资没必要控股。”

  民企纠结:怎样才能入股国企,标准在哪里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电气重工集团总裁吕亚臣想着上海如何才能多增加几个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到目前为止,上海地方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的只有4家,在北京,有二三十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企业。”

  但对于民营企业家可以通过哪些平台获取“国企混改”信息,周波未作回应。

  记者注意到,上海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搞过混合所有制,当时出现的问题是,一些国企老总串通资产评估第三方故意低估企业价值,再据此较低估值购买股权甚至直接买下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但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这个已经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走在前头的城市,又拿出整整半天时间,向人大代表征询对国企改革的意见。

  他建议政府多牵头搞一些“优质资源整合”,把上海优势资源通过国资国企改革进行整合。“如果改革了半天,最后在世界上没有竞争能力,这个改革等于是零。”

  上一轮国企混改后,很多企业老总出于“保全自身”的考虑,对于员工持股、与民企混合等持谨慎态度。以国家电网为例,此前因受到舆论对鲁能集团重组事项的质疑,就曾全部原价收回员工所持股份。

  有关国企混改“怎么混”的话题,受到了众多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关注,尤其在“国企和国企”混的方面,关注度颇高,争议也较大。

 

  在陈建安看来,这是因为上海的供奶国企早已在上海市场形成垄断,“这种竞争性领域的超大规模国企,应该先拆分,再进行市场化重组,促进竞争。”

  国企和国企混,有什么意思

  吕亚臣的意见,恰好与另一名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石小强的观点相左。石小强认为,企业并购重组应该通过市场手段来实施,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要注意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防止摊饼求大,防止行业垄断。政府在企业并购当中重点考虑如何凝聚企业合力,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

  陈建安也建议,至少在地方人大层面先出台临时地方性立法,“比如可以叫《国企改革法》,给一套标准的、有法律程序约束的东西,任何企业没有特殊性。”他说,正在进行中的国企混改要切忌“一司一议”,不能给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出台一部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是最好的办法——既能保证国资国企改革不偏向,也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此外,盛雷鸣认为,如果有关单位和个人是依照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规定进行改革,就不存在“责任”一说。但如果完全按规矩办,不突破现有制度,“改革创新”又无从谈起,“一定要突破现有制度,否则创新一定是一句空话。”

  上海是全国较早实行国企改革的城市之一,其国企改革的一大亮点即在“混合所有制”上做文章。据上海分管国资的副市长周波此前介绍,截至2013年底,上海市国资委系统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系统企业总户数63%、资产总额55%、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0.1%、主营业务收入83.5%、净利润92.4%。

  “免责的问题,应该包括了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就说刑事责任这一块,地方人大立法是没有这个权力来表态的,我们必须要呼吁上位法的改变,或者说最高院出一个司法解释才行。”盛雷鸣说。

  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安也多次强调国企混改一定要进行“市场化重组”,而不是行政手段的“拉郎配”,“应该把超大规模的国企航母拆分、变小,打破垄断。你把两个大国企合并了,效率就能提高了吗?”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中茂律师事务所主任盛雷鸣注意到这一条。他说,这一条“听上去振奋人心”,“好像”免除了锐意进取的国企领导的相关责任,但实际上,却缺乏有效的上位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