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公布更严格入境政策毕生贡献给加华移民史和华社的学者黎全恩教授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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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由于身体原因和出版社的催促,黎全恩在洪门史论上也出现了一些因时间仓促而造成的遗憾。举例而言,早期洪门历史因为没有正史记录资料,而野史真伪难辨而无法深究。但进入20世纪后,在洪门史料可查证的条件下,加拿大各地洪门致公堂机关的纪念刊物、回忆录、采访人物口述等资料相当丰富,曹建武等人的资料,仅为洪门人士一家之言,黎书仅以此书为据,而没有索求相关档案文献相佐,难免偏颇。可见黎全恩至此已无力做复杂的考据,而这本来是他的长项。

  1947年5月14日,排华法案废除,加拿大接受华人团聚移民。1962年,新移民法通过,华人与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可以通过打分移民。如今不仅在卑诗省,在加拿大其他地方也遍布华人。1967年,共有8万华人居住在加拿大。大多数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他们与出生于加拿大的年轻一代移民一样,散居在白人社区中。虽然还有些孤寡老人住在老屋中,唐人街已不再是“避难所”,主要成了颇具东方情调的观光商业街。

  1910年早期,域多利唐人街达到了它的高峰。在最兴旺时期,唐人街有超过150家商号,两家剧院,一所医院,3所中文学校,两座教堂,超过5家庙宇和神祠,10家鸦片工厂,大量的赌窟和窑子。当时的唐人街,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几乎完全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也可以说是全加拿大华人的总部。

  黎全恩捐赠的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历史跨度大,范围广,内容细;二是珍贵史料和历史原件多;三是分类清晰,便于寻找和使用。这就说明,黎全恩在收集史料时相当用心,不惜工本,亲力亲为。同时,也因为黎全恩研究公正,毫无私心,以至于许多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团和历史参与及见证者,愿意将珍藏的史料无偿赠与或者托付给他,而黎全恩一生也没有辜负这种信任和托付。

表5-1加拿大人口与华人人口对比表

  黎全恩在这十年中撰写了多篇重要的论文,对唐人街的方方面面以及加拿大移民政策对华人社区的影响进行探讨,有些论文有详细的实证考察和宏观分析,有些文章则带有北美华人历史科普的性质,可见黎全恩的研究兴趣广泛,研究态度严谨而不失大气。这些论文和文章中的佼佼者有:《域多利教育中的歧视问题,1901—1923》(1987)、《维多利亚的华人墓园》(1987)、《从自我壁垒到融入:域多利中华医院的兴衰》(1988)、《加拿大移民政策对于华人移民的影响,1858—1988》(1990)、《唐人街的视觉特征》(1990年)等等。也为其他同行写了5篇书评,如对于ChanKwokBun的《烟与火:华人在蒙特利尔》(1992)、KayJ.Anderson的《温哥华唐人街:加拿大的族裔之论说,1875—1980》(1993)进行评论等。

  1973年,黎全恩发表另外一篇重要的论文,题目是《1858—1970年移民卑诗省的华人及时期划分》。该文将加拿大华人移民历史作了五个阶段的划分。

  1.加拿大唐人街的研究与保护

  五、第五个十年(2004—2013年)

  域多利唐人街以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而令人瞩目,它成为唯一一个华人来加拿大134年全程的历史见证。在太平洋铁路尚未竣工前的三十多年中,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移民都从域多利登陆,唐人街是他们必然的落脚之处,也是他们的许多后人寻根之地。域多利的唐人街又堪称是加拿大“美国旧唐人街”发展的典型,因为它与美国唐人街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十分相似,都有始建、发展、衰退和消亡或重生的阶段。但是,域多利唐人街超过百年延续的历史遗迹,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如此高度集中呈现,在北美唐人街中堪称少有。当地城市规划者和政客们也达成保存这片19世纪唐人街原貌的共识,使之成为“活”的历史博物馆并兼具旅游价值。

表5-1加拿大人口与华人人口对比表

  《域多利中华会馆:创建与职能》(The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inVictoria:ItsOriginsandFunctions)是黎全恩研究加拿大唐人街历史的开篇之作。该文对1884年域多利中华会馆的创建背景以及过程作了仔细研究,指出淘金潮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是华人来加拿大卑诗省的两个主要原因。1881年华人在卑诗省人口达到4350人(卑诗省总人口49459人),而域多利华人人口在1884年达到1767人(1881年域多利总人口为5925人),成为当时加拿大最大的华人社区。不过,黎文指出,当时因为没有领事级别的机构与加拿大省、自治领地政府进行交涉来反抗歧视华人的法案,有些纠纷要通过满清帝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来加交涉方可;同时,华人社区内部日益增长的犯罪、卖淫、赌博以及争端也需要成立一个类似的执法机构来管理,因此通过发动捐款,建立了中华会馆以及中华医院。根据中华会馆原始资料,该会1884年8月9日以“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注册,并附有英文的章程。中文的章程更加详尽,重点在两方面,一是规定了会馆的宗旨与职责;二是会馆选举、财务审计制度;华社内部以及与西人纠纷的依法处理原则;社会福利等。会馆的正式落成则是1885年7月。

  在维多利亚市,黎全恩成为域多利市荣誉市民顾问委员会成员、华人橡树湾区墓园美化委员会主席、ChungWah居民管理委员会和华人联合福利会住房社会顾问,以及维多利亚与苏州姐妹城市委员会理事会董事长,全加中华总会馆主席。

  在这本书中,黎全恩将域多利中华会馆分成初建(1884—1885)、富商寡头体制、职能与活动(1884—1890)、机构发展(1890—1930)、民主制度转变(1900—1930)、政治主导时代(1940—1960)、正常领导权(1970—2000)等几大部分,指出了域多利唐人街与其他后建唐人街不同。在1909年前的二十年中,域多利唐人街的中华会馆长期居于类似于华人“中央政府”的突出地位,在其125年的历史中,不仅有其优越的地位,也因此衍生出社区领导权的争夺与冲突,对于后人深入研究唐人街具有指标性意义。

  (1)域多利唐人街的发展时期(1880—1910年)

黎全恩著作编年简史

  黎全恩作为交流中心的客座教授,担纲主持了上述工作。在年表出版后,委员会与黎全恩再度策划出版一系列了有关加拿大八个唐人街的小册子。从2011—2016年,经过六年锱铢累积般的工作,终于在加拿大建国150年的2017年,迎来了《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启后走进未来》的出版。书中的八条加国唐人街,是加拿大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地标,也是加国整体历史保存的一部分。

  黎全恩的洪门史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九章)对于洪门由来的各类传说与记录进行整理,可谓五花八门。从天地会原址、名称及来源、洪门五房分派、到入会仪式、洪门密语、天运年号以及洪拳等洪门的规矩,都有涉及。黎全恩以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发现的资料为主,辅以加拿大洪门资料加以爬梳整理,以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西鲁国入侵中原为最早的时间上限,写出了洪门建立过程。福建福州府盘龙县九连山少林寺僧人被康熙封为平鲁西将军,败西鲁,得胜归朝,不受爵禄,回寺修行。后有奸臣进诡清帝,诬少林寺有谋反之心,为官军围剿,众僧人逃至广泉地面,只存五僧,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为日后洪门拜祭之前五祖。五僧结拜盟誓,号召“反清复明”。

  黎全恩从来没有把移民史的研究当成个人私事,而是把它与历史真相和历史公义的呈现息息相关,与未来加拿大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黎全恩全力收集史料,保存史料,但从不狭隘地隐藏资料,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究加拿大华人移民史。2010年,黎全恩被医生诊断罹患癌症。虽然他不曾被这样的诊断击倒,但黎全恩考虑到抗癌是一个难以预料的过程,因此需要对自己收藏的宝贵历史资料有一个妥善的安排,方便后人利用查找。经过认真的联系和周详的思考,2010年9月,黎全恩将自己历年实地考察并收藏的加拿大华埠资料共计80箱,捐赠给予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宬图书馆收藏。多伦多大学接收到这批资料后,也相当重视,即刻聘请专人整理。黎全恩也在这个过程中与多伦多大学积极互动,不吝指导。2018年8月,即黎全恩过世一个多月后,整理工程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利铭泽典宬将之整理出的资料分成了147箱,其中有关加拿大以及部分美国、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尤其是美加唐人街的资料占到了约100箱,其中不乏珍贵史料。起止时间甚至可追溯到1877年的卑诗省的排华文件。在这些资料中,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1890—2008)以及各地如冚巴(Cumberland)、列必珠(Lethbridge)、巴克维尔(Barkerville)洪门致公堂的原始文件,包括会馆章程、各类活动的传单、收据,以及书信、会员名单等珍贵原件,是加华历史研究中的“顶级珍品”。

  1887年,太平洋铁路修到了温哥华,使之随即跃居加拿大太平洋最大的港口,温哥华人口超过了域多利,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华人改从温哥华登陆,华人人口超过了域多利。华人也开始在菲沙河三角洲精耕细作,受雇于当地的农牧业,也形成了一批种植农民。华人在各地的定居使白人居民将之看成是竞争者。1901年后,人头税提高到了100加元,1903年提高到了500加元。

  随着华人人口的迅速增加,域多利的唐人街也呈现快速的发展。新式的三层砖结构楼房成为街景,取代以往的棚户区景象。因单身男性华工的生活需要,唐人街临街楼房的背面,复杂的小巷通向出租房、鸦片馆、赌博馆、窑子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了外人难以捉摸的“神秘格局”。

  由于此书是黎全恩去世前单独所着的最后一本史论专著,且在香港和各地广受重视,笔者在此做详细介绍。

  结论

  陈近南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七月廿五日在龙虎山红花亭内歃血为誓,定于八月十五日起义,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起义途中遇红气一阵,故以“洪”为姓,以“义”为号。拜浙江万云龙禅师为主帅,屡战屡胜,后万云龙身亡,起义不克。陈近南遂占算清运未绝,待气运循环,起义未迟。各兄弟领命分散各地,各开山立堂,用五色旗号,诗句、口白,去来日后为记。招各路英雄,以“洪”为姓,以“义”为号,“四海九州尽姓洪”。以忠心义气,救国救民为宗旨。改立天地日月分派,八拜结义。创立洪门密语等,用来日后相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由天佑洪创立“天地会”,成立“三合军”。此后洪门又称天地会或三合会。

  黎教授给域多利市政府的报告,可视为是一篇独特的论文,它从保护历史唐人街的角度,阐述了唐人街作为生活居住和商业工作的“独特之城”面貌,为在现代市政管理下的唐人街要做的历史保护和今日发展,提供了平衡及有深度的规划意见,堪称典范。这系列报告有为域多利市政府社区发展部撰写的《域多利唐人街的未来:视角与观点的调查》第一卷:建议;第二卷:数据表;有为域多利首府地区医院与卫生计划委员会而做的《域多利唐人街的护理之家:需求调查》;有为域多利唐人街住房委员会撰写的《域多利唐人街:调查报告》,还有市政府手册《同济门:从理想到实现》、《域多利唐人街步行地图》。

  如果说在《加拿大华埠发展史》中,域多利唐人街给予读者的是“惊鸿一瞥”,那么,黎全恩在1991年出版的《域多利的紫禁城:加拿大早期唐人街的神话、符号与面貌》,则是对1858—1991年域多利唐人街的成长历史,做了史诗般的长卷描述,让读者“得窥全貌”,可谓美不胜收。

  (3)二战后的衰退与重建

  1880年,联邦政府开始在卑诗省开始修建太平洋铁路,因经费捉襟见肘,承建公司开始雇佣廉价华工。1881—1884年,大约有16000华工来到域多利,沿着铁路线居住,从事各类职业。1884年,唐人街在卑诗省有三十多个,域多利时称大埠,大约有1800名华人。新西敏特(NewWestminster)称为二埠,有1680名华人。第三位是乃磨,另外还有几个如耶鲁(Yale)等曾经是“淘金热”的小镇。

  《域多利的紫禁城》其他专题,则介绍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所谓神秘之处。如华人姓名、所谓的紫禁城的地道传闻真相、何为番摊以及著名的番摊巷、堂与堂斗的来历等。此外,黎全恩介绍了唐人街祠庙以及牌坊,以及唐人街建筑的独特风格,宛如对域多利唐人街深度和全方位的导游。

  根据黎全恩的观察,直到1950年末,域多利唐人街紫禁城式的神秘特色并未改变。因此,《域多利的紫禁城》的其他部分,分成不同的专题,揭开唐人街的神秘面纱。如华人地产置业(1858—1991)专题,就打破了一般人对于最早来加拿大的华人都是穷人的假设及印象,揭示出唐人街的实体物业实际掌握于少数华商之手。根据黎全恩的史料考察,134年前最早的唐人街投资者,是来自于旧金山的富商。他们在淘金潮之初到域多利,即刻就投入了地产业。

  1988年,黎全恩成为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而他推动域多利唐人街改建的成功经验,受到了卑诗省乃至加拿大其他拥有唐人街城市的高度关注。在短短的时间里,黎全恩受邀参与到波特兰市、埃德蒙顿市、锦碌埠(Kamloops)市、巴克维尔市(Barkerville)、渥太华市的唐人街改造。1989年起,黎全恩还担任域多利姐妹城市顾问联络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将历史连接的触角伸回到加国华人的主要来源地广东。他受邀担任广东省海外华人学会、广东省海外华人历史学会顾问等职。

  1.捐赠收藏,福泽后继学者

  2003年,黎教授结束在维多利亚大学的40年教学生涯而荣休。但黎全恩并没有告别学术研究,先后出任维多利亚大学耆英中心研究员、西门菲莎大学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教授、太平洋与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不仅如此,2003年,黎全恩还与维多利亚大学发展办公室(theDepartmentOfficeoftheUniversityofVictoria)创办了黎全恩奖学金(TheDavidChuenyanLaiScholarshipFund),以支持进行老人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生。

  (3)限制入境时期(1886—1922年)

  毕生贡献给加华移民史和华社的学者

  1920—1979年代,域多利唐人街进入衰落时期。这种衰退,有多种复杂的历史因素,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之久。20世纪,深水港以及太平洋铁路西部终点的温哥华取代域多利,成为加拿大首要的太平洋贸易口岸,也成为华人来加拿大登陆的地点。1911年,全加拿大华人人口为27774,卑诗省为19568,域多利华人人口3458,温哥华为3559。(见表5-1)温哥华华人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域多利,后者降为第二大唐人街的地位。1923年,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ChineseImmigrationActof1923)切断了华人进入加拿大的可能,使域多利的华人人口持续下降,域多利唐人街失去重要的人力资源,商业规模也大幅度减少。二战后,随着“排华法案”的取消以及华人东移成为常态,到1940年代末期,域多利唐人街又被多伦多的唐人街超过,屈居第三。

  此书是黎全恩在多年来收集与采访加拿大各地洪门的原始资料基础上汇编而成,不少篇目之前已经单篇发表过。在加拿大华人华侨的历史研究中,关于洪门会党的专题研究历来不足,而黎全恩对加拿大洪门史料的收集前后几十年,相当难能可贵。1988—1989年,卑诗省省立传遗地产局(ProvincialHeritageProperty)聘请黎全恩前往淘金重镇百加委路(Barkerville),对该地唐人街的洪门文献进行整理,从而有机会看阅到昔日洪门的秘密文件,对了解加拿大早期洪门历史提供了佐证。

  2003年,是域多利唐人街开埠145周年,黎教授在《星岛日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加拿大华侨145年来之奋斗史》、《从卑贱贫窟到旅游景点——加拿大首个唐人街145年沧桑史》、《全加中华会馆之缘起》。在英文媒体上,此时期黎教授也有《拯救无艺术性的早期华人移民艺术》(2001)、《(华人)旧日安葬》等文章。同时,也写作了3篇书评,如对郑霭龄(DeniseChong)《妾的儿女》、艾伦凯恩斯(AlanC.Cairns)《公民:原住民与加拿大国家》的作品评论。

  黎全恩的学术研究和著述生涯,可追溯到他求学时期。在攻读硕士期间,黎全恩就开始了学术论文的写作。至1968年夏天,即他自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前,主要研究社会地理学以及香港经济企业等议题。1968年黎全恩应聘到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大学任教,之后不久开始学术转向,进入加拿大移民史研究。

  1.“唐人街研究”著述的起点

  在第一个十年中,黎教授研究的课题主要在亚洲社会地理学上,其中又以香港地区的题目为主,在其31篇论文中,13篇是关于香港地区的研究,但是重点在社会经济的考察。如《杂乱无章:香港两个工业区》(1963)、《产棉周期与香港的纺织业:1899—1962》(1965)、《香港的小企业:与城市重建相关联的搬迁》(1973)等。1967年与D.JDwyer合著出版了《香港小企业:模式与制度》。

  1858年,卑诗省菲沙河下游发现金矿,华人来“金山”淘金,首站就是域多利。唐人街因此进入了始建阶段(1858—1870)。1870年,一批小商人建立的商号在域多利唐人街脱颖而出,沿着加富门(Cormorant)街一字排开,使唐人街初显商业规模。1874年,第一所华人“美以美教会学校”建立起来,两年后客家人的谭公庙也问世,唐人街的社会功能趋全。

  更值得关注的是,黎全恩教授不仅仅是加拿大移民史的一个研究者,他一生的经历,就是加拿大华人移民历史的一个缩写。他出生于广东(1937年),在香港大学完成大学学业(1960年),之后在港大取得硕士学位(1964年)。由于学业优异,获得英国联邦奖学金,前往伦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香港母校地理地质系任讲师。翌年在新婚后就移民加拿大,并定居维多利亚,并在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任教,直到2003年七月荣休。从移民加拿大到去世,正好半个世纪,他一生心无旁骛,教书育人,在加拿大唐人街历史研究上做出巨大贡献,获奖无数。难能可贵的是,黎教授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为保护唐人街四处奔走的行动者。鉴于他为研究、保护、繁荣加拿大第一个唐人街——维多利亚唐人街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市“荣誉市民”(1980年),在英女王访问维多利亚时,黎教授亲自给女王讲解华埠的前世今生,让女王印象深刻。

  ——黎全恩教授学术概论

  早期中华会馆的档案可以分成四个类型:一是抵制歧视法案与人头税的文件,一般是只要有歧视法案出台,就会有中华会馆集资请律师上诉。二是维持唐人街的秩序与平息纠纷。三是为华侨捐资救灾,范围不仅对祖国,还惠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第四是建立了中华医院、中华墓园与中华学堂(后为华侨公立学校)。黎文特别提及当时华人的居住情况。针对域多利政府规定的人均居住空间不得小于380英尺,唐人街因拥挤的居住环境而屡遭查禁,但华人的贫困程度实无力符合当局标准,中华会馆采取消极抗议的策略,最终使得此项规定终止执行。

  由于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诸方面的贡献,黎全恩获得了TheGabrielleLegerAward,即加拿大文化遗产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加拿大125联邦周年纪念奖章(1992)、伊丽莎白二世金质勋章(2002)等联邦荣誉奖,卑诗省文化遗产协会奖(1985),以及维多利亚荣誉市民(1980)奖,以及华人社区的各项奖项。

  1923年“排华法案”(TheChineseImmigrationAct)通过,使得华人移民人数骤然下降。连永久居民或公民都不准许申请团聚移民。

  从1975年到1979年,黎全恩发表5篇关于加拿大华人社区的重要论文,对加拿大华人社群进行了历史且相当宏观的探讨。其中包括《1880年早期加拿大华人的原籍与家族》(1975)、《1892—1915年加拿大华人原居地数据研究》(1977)、《20世纪中期加拿大唐人街的人口结构》、《族群》以及《华人对卑诗省的印迹》(1978),这些论文有一个特点,均是在域多利中华会馆以及其他社团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数据。

  《加拿大华埠发展史》第二部分专注于域多利唐人街,以考察主流社会中的华人社区发展,并将其作为与其他加拿大唐人街比较的一个范本。

  到加拿大后不久,黎全恩就开始涉足加拿大华人移民史研究。在学术方向转移的契机上,黎全恩曾经这样解释:因偶然看到了艾伦菲利普(AlanPhillips)的“操纵华人的加拿大黑社会”一文,感到西人世界不能完全了解华人社区,所以有不准确的判断,也可能由于种族偏见或对于加拿大的中国文化与社区的误读或忽视。可见,黎全恩是为了纠正英语世界对华人社会的学术偏见,而开启了他对加拿大华人、尤其是唐人街的研究,毫无疑问,黎全恩有着相当浓重的中华民族情意结,他要把真实的唐人街和华人社群呈现给英语世界。

  1971年起,黎教授担任了域多利中华会馆的文化顾问,开始使用域多利中华会馆的原始档案,为他的唐人街研究提供实证依据。1972年发表的《域多利中华会馆:创建与职能》(唐人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73年发表的《华人试图不支持移民加拿大:从域多利一些华人档案的发现来看》c(第三篇论文)都是利用域多利中华会馆的档案文件来建立华人社区的数据,开展加拿大华人社区研究。

  我们谨以此文,向黎全恩教授致敬!

  (5)打分入境时期(1947—现在)

  黎全恩人生的最后四年,主题仍然是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他与癌症共存,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吃喝玩乐,仍然是为了他钟爱的华人历史,即使跟家人出外旅游,惦记的还是历史的写作和史料的收集,并且成果颇丰。

  值得关注的是,黎全恩在去世前连同合作者丁果和贾葆蘅与出版社签下合同,要出版《加拿大华侨华人史》的下册,黎全恩并在离世前一天致电丁果,拜托其主持完成未竟的合作之书。可见,黎全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心系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将其视为其人生最重要的志业。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精神,给后来的研究者确立了宝贵的典范。

  黎教授的学术态度严谨,但不受“权威”光环的束缚,思想开放。更令人钦佩的是,黎教授在历史细节上观察入微,忠于史实。黎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写下了他的成名之作《Chinatowns:townswithincitiesinCanada》(加拿大华埠发展史),以及《TheforbiddenCitywithinVictoria》(维多利亚之紫禁城),奠定了加拿大唐人街研究史权威的地位。不过,他从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与人平等相待,学术为尊,在学界,在社区,都是如此。

  其实,黎全恩在抗癌的八年期间,仍然在积极研究加拿大华人历史,并收集和整理了新一批的历史资料。在去世前,黎全恩将收集自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的1884年至1976年的十多箱文献资料捐献给了维多利亚大学档案部,这也是他对自己服务几十年的大学作出的最后贡献。在这批资料中,也有不少珍品,其中包括1902—1923年维多利亚华人的死亡与安葬记录、1884—1912年诸如捐款、自由采矿者证书(FreeMinersCertificates)、国债、祖国赈灾收据记录,以及华侨公校、1956—1976年中华医院记录等。目前,部分资料已经可以在维大的网站上可以搜寻到,有益于海内外的移民史研究专家和业余人士。

  1.《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加拿大洪门历史研究

  (2)修建太平洋铁路时期(1880—1885年)

  对于19世纪中国商人在唐人街的地产置业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经济能量以及当年对于唐人街政治与经济活动的控制。黎全恩将他们的地产经营分为四个时期:(1)旧金山商人的垄断时期,1858—1880年代。(2)个人与团体置业,1890—1910年代。(3)地产衰落期,1920—1930年代。(4)重新置业,1940—1960年代。各个时期各类团体和大量的本地商人在唐人街物业的更替,有助于研究淘金热后的商人群体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看,华人的房地产物业已经是华人社区某种程度上的实体反映,它们都保留了唐人街中华建筑的东方特色。这些市容与唐人街的商业与社团互相依存发展。

  2015年,黎教授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2015),他的《书写洪门历史的回忆》也发表于温哥华的《明报》。2016年,黎全恩和丁果合作,在上述通史的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历史科普性质的英文著作《GreatFortuneDream—TheStrugglesandTriumphsofChineseSettlersinCanada,1858—1966》,该书得到了英文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并由出版社推荐参加相关历史书籍评奖,并由卑诗省议员在议会介绍及省议会图书馆收藏。2017年,又出版了中英法三种语言的《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启后走进未来》。

  虽然二战后华人移民潮再现,域多利人口有所增加,但温哥华唐人街和多伦多唐人街成为加拿大西部和东部吸引华人移民的重镇,1961年域多利唐人街的人口数量只达到1931年的60%。同时,对于华人歧视的减弱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使得华人可以走出“紫禁城”,寻找维持生活和发展的机遇。1967年的无歧视移民政策出台,标准计分制使华人新技术移民得以来加,成为年轻专业白领,他们不再到唐人街找生存之地,而是居于城中高档地区。相反,唐人街仍然吸引着嬉皮士以及不会讲英语的贫穷华人居住。1960—1970年代,域多利唐人街衰退凋敝,被当地人视之为“贫民窟”。1986年,域多利唐人街人口降到了全加拿大华人人口的第8位。

  有趣的是,黎全恩在学术上采取狭义和广义交叉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时也成为他作为保护唐人街历史遗迹的行动派的特征,这是他生涯中的另一大成就,并因此而获得加拿大勋章。换句话说,唐人街的历史研究,促使他坐言起行,参与到保护维多利亚(旧称域多利)唐人街的工作中。

  与域多利唐人街规划同步,黎全恩从1978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域多利唐人街、卑诗省华人历史研究的文章,有16篇之多,其中不乏首创性的研究,也有具启发性的重要观点。论文《华人在卑诗省的印迹》(1978)一文,总结了华人造就的独一无二的城市“飞地”——唐人街在卑诗省的四大显而易见组合印迹,并指出这四大印迹成为卑诗省景观中的一部分。黎在文中还疾呼,温哥华与域多利唐人街因为其历史悠久且仍然发挥着日常的居住功能而值得保护,从而可成为多族裔的加拿大一个鲜活的族裔景观。在《域多利唐人街建筑历史》(1981)一文中,黎全恩将发展的视角与实证的细节相结合,将域多利唐人街的建筑之美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写就在历史研究的字里行间。他还在单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卑诗省的建筑》。

  六、最后四年(2014—2018年6月15日)

  作为历史研究者,黎全恩在史料的收集和甄选上,属于顶尖的专家,但他的强项也蕴含着他的弱势,那就是对移民史的理论模式建树,黎全恩并没有突出之处。因此,黎全恩对加拿大移民史和移民政策的研究,也就没有太多着墨。然而,黎全恩是一个十分谦卑和开放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文过饰非。他在晚年与后辈学者丁果以及作家贾葆蘅合作,进行加拿大华人华侨移民通史的研究,就是要填补在这方面的欠缺和遗憾。他曾经对丁果说,我来确保一流唐人街史料的获取与甄选,你来处理通史的理论叙述,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事实证明,这种开放性的合作研究,确实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